打破数据孤岛  管理要到位

“理论上赞成，口头上支持，实际推不动。”谈到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郭华东委员两手一摊。

科学数据“烟囱林立”的局面，这与它的特殊性有关。

数据散落在科研人员手中，像‘暗物质’一样。很多人不愿将自己辛苦得来的基础数据拿出来共享。”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科学数据中心主任黎建辉曾说。

科研数据所有权属于国家、院所还是个人?什么样的科学数据可以共享?现在没有统一的标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兰说。黎建辉则认为，政策缺乏有效的激励，也让科研人员对数据共享的积极性不高。

问题的关键在于管理。郭华东认为，数据立法已经到了该提上日程的时候。“水、林、矿产都是资源，都有法，数据也是资源，也应有法。”

科学数据应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开放”。邢新会建议，“开放共享平台要进行实名制注册，获取数据的痕迹要是可追踪的。”

徐晓兰建议，充分发挥科技社团组织力量，通过市场化力量去推动。“行业协会、学会、社团的第三方立场，可以对数据交易、使用进行有效的价值判断，打通提供方、使用方、评价方、维护方全链条环节。”

送去检测的纳米材料样品，从云南运到北京，因为存放条件和时间的改变，产生了聚集。”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市纳米科技首席科学家蓝闽波委员说，“没办法，当地没有检测设备，只能通过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去做。可拿回来的检测数值又不敢用。”

他想说的，是科研设施与仪器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为此，蓝闽波已经呼吁了很多年。

说起“打造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被写进了刚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蓝闽波挺感慨：“进步多了，还有改进空间。”

公器公用服务社会

蓝闽波同回忆起我国建设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平台的历程。“起先是一拥而上建平台，但共享机制没建好，分类标准、仪器名称都不统一，检索出满屏的仪器设备，却不知道哪个能用。”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后，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建立统一开放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之前各自为战的平台，大多都被收编。“统一的共享平台解决了之前标准不清的问题。”蓝闽波赞赏道。

平台搭起来了，利用率、共享率是要继续狠抓的事。

“开放共享是面向全社会的，要加大对企业的开放力度，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副主任邢新会委员说。

上海市、浙江省等20个省份鼓励企业用创新券购买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的服务，这些省份对外开放共享的科研仪器不断增长。“但需要加大宣传力度，还有很多企业不知道‘共享’这件事。”蓝闽波说。

“向全社会开放，还得让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更到位。”蓝闽波表示，企业借专业仪器设备做检测，指标出来了看不懂，这需要共享平台做好后续服务。

“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平台也应对社会开放。”邢新会说，“公器公用，这观念得有。”

记者了解到，在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支持下，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等平台整合了领域内多家单位的数据资源。下一步将继续打造一批资源量大、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级科学数据中心。

建议立法护航 打破“孤岛”释放大数据价值
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让数据释放更多的价值，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何构建大数据经济体系、大数据如何服务社会等成为委员代表们的热议话题。昨日，记者采访了多位政协委员，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现状
数据来源多样缺乏共享，数据成孤岛

全国政协委员张近东告诉记者，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数据和人力、物力、货币、能源一样，成为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资源，以开发和利用数据资源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迅速扩大着数字产业的规模。

但是目前，由于数据来源的多样，政府和企业间各自拥有的数据资源缺乏整合与连通，信息孤岛、数据壁垒现象仍然存在。导致数据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挖掘利用，企业在数据信息获取和使用上成本高昂。例如，仅小额信贷发放过程中的身份验证环节，很多企业每年就要花费百万级甚至千万级的费用。

在另一个方面，因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落后，信息安全技术实力不强，法规监管盲区等问题，个人隐私泄漏事件频发。且在法规方面，对借工作之便盗用贩售他人信息的职务犯罪，严重程度界定不够清晰，处罚力度不够，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谢晓尧也认为，由于一些地方没有意识到只有共享的数据资源才能释放数据的价值，因此，不重视数据开放，一些数据富集部门将数据视作部门财富，不愿意开放，或者希望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或主导权。

他表示，这从客观上形成了行业垂直的信息化体系，在地方上形成了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数据开放需要纵向层层审批，造成了信息在一个区域平台共享的难度。同时，数据开放是一个新兴事物，缺乏自上而下的法律法规、执行标准、开放标准，让地方推进上无所适从。

应用
利用大数据人脸识别技术可“打拐”

那么大数据如何对人们的实际生活产生影响呢？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向记者表示，今年自己的提案之一，就是建议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帮助解决走失儿童问题、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李彦宏说，近年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不断完善，应用日趋成熟，有望进一步促进儿童走失案件的侦破。一方面，人脸识别能够提升图像侦查效率，尽早锁定失踪儿童或涉案人员。另一方面，人脸识别能够实现海量人脸数据的跨年龄比对，帮助侦破儿童走失积案。

李彦宏表示，可能孩子是在很小的时候走失，他再进入公众视线可能已经上小学了——比如办学生证的时候需要拍照片，这种情况下通过人工智能的比对，就有可能比以前更加高效的帮助有关部门和家庭找到走失儿童。目前大数据在这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应用到公安机关等相关的部门。

同样，大数据可以改变人们的出行。李彦宏说，交通拥堵已成为我国很多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我国交通信号灯系统在数据采集、算法优化等方面存在不足，无法充分发挥其在缓解交通压力方面的作用。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图像分割等技术，则可以实现提升交通流数据采集能力，加强智能交通信号灯配时方案算法研究，做到信号灯优化配置，提升交通流畅度。

建议
顶层设计建国家层面大数据平台

如何将大数据的这些效益发挥？多位政协委员均表示，需要自上而下形成数据体系。在李彦宏看来，就以利用大数据“打拐”来说，需要建立适用于搜寻走失儿童的人脸识别模型；建立覆盖全国的走失儿童数据库；将人脸识别技术与治安、交通监控系统相结合等。这就需要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协调公安部、民政部等重要组成单位，统筹企业和社会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谢晓尧认为，要充分实现大数据的价值，需要针对数据开放采取立法、建立标准、展开执行监督等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规范数据开放，另一方面形成数据开放的倒逼机制，推动各级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实施数据开放。

他建议，可以通过建立“城市数据资源管理中心”，运用PPP模式，以企业为建设和运营主体，将政府、社会的数据汇聚和管理，建立城市开放数据的统一管理平台，为数据应用创造条件。

张近东也认为，需要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顶层设计，打破传统的信息部门管理机制，建立国家层面的大数据平台，为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公民提供数据服务，政府作为数据开放共享的主体，引导企业接入大数据平台。

他建议，国家可以从制度层面，规范数据的采集、加工、流通和应用等全链条，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企业层面可以通过合作协议、激励机制等方式，引导企业开放自身数据，实现信息共享的市场化。

张近东建议，当前最先需要解决的，是引导数据共享服务与公众需求，可以在公众迫切需要的领域进行尝试，如银行征信信息、交通信息、环境信息等数据，率先推进开放共享；探索建立信息资源社会化增值开放共享绩效评价制度，鼓励创业企业运用和开发数据产品，形成应用数据大众创业的局面。

积极推进立法为数据共享安全护航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安全是绕不开的话题。谢晓尧建议，应从顶层设计开始，建立数据开放立法推进委员会，尽快启动数据开放立法，让数据经济建设有法可依。

张近东也表示，应该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联合互联网技术供应商和互联网服务企业，制定信息保护技术标准，同时通过强制培训等方式，在企业中普及信息保护的技术知识；由国家标准相关部门制定完备的参考方案，并提供相应的管理流程，并通过工商等企业管理部门提出合规性要求，强制各类公司考虑控制IT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

在具体企业监管时，可以对企业进行分级，根据不同企业等级，制定相应法规、管理条例，强制要求相应等级企业参照国家相应标准，采取符合其等级的技术和管理规范，并保证其在信息保护方面的经费投入与其信息数量、敏感度匹配；针对相应投入较大企业，可考虑以补贴、退税等方式缓解企业压力。

同时，他表示，因目前信息泄漏源头环节相对廉价，每条仅为1元不到至10元不等，仅从涉案金额来看往往不高，且最高处罚仅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法形成有效制约。因此，建议以信息泄漏及信息转卖数量作为界定标准，提升处罚刑期上限，遏制整个信息泄露链条的关键环节。